丹麥多次被評選為「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歸功於丹麥人獨有的生活態度──「HYGGE」。「HYGGE」的發音是「hoo-ga」，源自挪威語的「幸福」一詞，同時也和英文的「擁抱」(hug)有些微關聯。「HYGGE」的普遍定義是「處於愉悅的幸福感與安全感之中，心態輕鬆且開懷享受當下所有令人愉快的小事。」

英國設計專欄作家及策展人夏洛特．亞伯拉罕親自走訪丹麥，發現HYGGE不僅蘊藏設計的祕密，更是丹麥幸福感的來源。從好奇到實踐，夏洛特透過HYGGE也改變了自己。離開充滿競爭的英國高壓生活，在丹麥的HYGGE裡體會到放鬆的幸福哲學。她在書中以幽默的口吻剖析自己的轉變，更從經典設計、生活風格、心靈享受三大面向，將HYGGE的魅力娓娓道來～

《幸福丹麥流》書摘轉載 

幸福的六大要素

根據每年發表一次的《世界幸福報告》，亦即幸福學界公認的黃金指標，幸福由六大要素組成：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健康預期壽命、社會支持（以艱難時期是否有人可依靠做為衡量標準）、信任感（以認為政府與企業是否貪腐作為衡量標準）、慷慨程度（以近期捐獻做為衡量標準），以及認為自己是否擁有做出人生重大決定的自由。每一項要素會以零到十分的量表評分，再計算出人口加權的平均分數，調查結果需要長期追蹤並且與其他接受調查的國家比較。

考量到上述的衡量標準，丹麥與其他富裕且福利完善的北歐小國連年名列前茅，如瑞典、挪威、瑞士與荷蘭，其實並不令人意外。話雖如此，這些指標無法解釋為何丹麥幾乎總是有優於鄰國的表現，儘管這些國家具備同等的社會意識、民主和富裕程度。

為了揭開丹麥人幸福的祕密，幸福研究學會決定自行展開研究。

最終發表的報告《快樂丹麥人》，彙整了針對一萬名丹麥人的調查結果，其中受訪者所回答的問題都和《世界幸福報告》採用的指標有關。

調查結果相當耐人尋味。以信任感為例，原來丹麥人不只信任政府，也信任彼此。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於朋友和陌生人皆持同等的信任感，這可是創下了世界紀錄。雖然我在造訪哥本哈根期間沒有遇到高聲唱歌的丹麥人，卻注意到不少丹麥人互信的證據：家長把嬰兒車上睡著的孩子留在商店和咖啡店外面，自行車也沒有特別上鎖。報告的編寫者認為，信任感之所以能夠提升丹麥的幸福程度，主要有兩大原因。

首先，信任感可以讓生活在實務面上更輕鬆。例如臨時要去郵局辦事時，把嬰兒車暫時停在街上，絕對會比勉強把推車擠進旋轉門容易得多；其次，信任感也會讓人覺得其他國民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因而感到放心。報告也指出：「從信任他人中得到快樂，還有認為身邊的人都對自己待以善意，都是非常難得的，這也是丹麥人感到幸福的原因之一。」

追求幸福是眾人共識

有關GDP的問題，也比最初預料的更值得深究。

毫無疑問，富有國家肯定會比貧窮國家更快樂。《快樂丹麥人》和規模更大的《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等多個調查都顯示，個人的家戶所得層級每往上升一級，幸福程度也會隨之增加。話雖如此，儘管丹麥和其他前五名國家都極為富裕，排名更低者也不乏同樣富有的國家。例如，美國目前排名第13，而且英國人及美國人的幸福程度從1950年代起就停止成長，即便兩國的經濟狀況在此期間都大幅躍升。

背後可能有兩項原因，一是人類的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社交關係的品質會對幸福程度產生更明顯的影響。《快樂丹麥人》在文中引用丹麥保險公司「Danica Pensions」的幸福調查，其中的資料顯示，對自身人際關係最滿意的受訪者，在幸福量表的平均得分為8.4，而感到最不滿意的受訪者平均得分為4.5，兩者相差四分；然而最低與最高收入的兩組受訪者在幸福量表上的差異僅有0.5。

第二項原因則是不平等，《快樂丹麥人》從「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衡量36個國家的生活滿意度等等指標）取得OECD的統計資料，發現當人注意到重大及制度層面的差異，如生活狀態、社會地位、性別與種族的不同，會對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

丹麥完善的社會福利避免了貧富差距擴大，根據幸福調查的結果，丹麥收入較低的族群，比任何一個國家的低收入族群都要快樂；而不快樂的人數相對稀少，就是丹麥一向在幸福排行榜上大放異彩的主因。正如華威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 Oswald）所言：「丹麥是善於防範極端不幸的國家。」

在我看來，丹麥人的不幸程度偏低和幸福程度偏高，背後的實務面原因顯然是同一回事：良好的福利制度、對他人的信任感，以及效能出色的政府與公民社會。

不過，我推測丹麥之所以在兩方面都表現出色，是因為丹麥人認知到正視幸福這項議題的同時，解決不幸的問題也是必經之路。以丹麥人的心理健康紀錄為例，許多報導丹麥榮登全球最幸福國家的文章都提到，丹麥國內的抗憂鬱藥物使用量偏高，比OECD國家的平均值高出35%，顯示出也許該國並不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這般美好。

要探討這個領域並不容易，我也找不到丹麥心理醫療制度使用談話療法的相關數據，不過我向「幸福研究學會」執行長麥克．威肯請教抗憂鬱藥物的相關統計時，他提出了耐人尋味的觀點：「我們在全球幸福指數上有好表現，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住在福利國家。而這個福利國家不僅正視心理疾病的問題，也試圖加以治療。丹麥人的自殺率偏低，而抗憂鬱藥物消費量最低的國家，卻有高自殺率。」

政府應該要認真為人民的幸福與不幸考量，這一點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都是眾人的共識。1776年美國國父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寫下名句「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句話最早是出於英國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他曾說：「照顧人民的生活與幸福是良好政府唯一的合理目標。」

在十八世紀的義大利，經濟學家將「公眾幸福」（pubblica felicità）視為新學科的箴言；而英國哲學家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首度提出了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道德制度，核心原則是「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邊沁的思想隨後受到另一位英國哲學及政經學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支持。

新世紀來臨之時，資本主義成了最大贏家，導致西方為主的國家放棄將主觀的幸福程度視為進步指標，而是改用完全客觀的衡量方式：國內生產總值。不過，有趣的是，被稱作「自由市場經濟之父」的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選擇將著作命名為《國富論》（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書名中的「財富」（wealth）一詞源自「福利」（weal），有健康、繁榮、個人與集體幸福的含意，也許可以由此推測，亞當．斯密所指的國家財富可能不只是有形物品的價值。

幸福指數的衡量標準

在二十世紀風行的「GDP法則」潮流中也出現了一些例外，例如1968年3月18日，有望成為美國總統候的羅伯特．甘迺迪（Bobby Kennedy）在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的選舉活動中發表演說，並公開主張：「GDP無法保證下一代的健康、下一代的教育品質，或是下一代從玩樂中獲得的喜悅。GDP無法統計詩歌的美麗或婚姻的力量，也無法測量公共討論的智慧或公僕的正直⋯⋯簡單來說，GDP計算了一切，但就是沒有計算讓生命有價值的東西。」

接著，在1971年，不丹捨棄了國民生產總值，改用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衡量國家的成就。

然而直到二十一世紀邁入第二十個年頭，幸福才又再次成為社會科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最關鍵的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積極關注的議題。2000年，共有78個國家提出幸福統計資料；2016年的《世界幸福報告》則是針對156個國家進行調查。2010年，時任英國首相的大衛．卡麥隆宣布：「我們將會開始以不同的方式，衡量我們的國家是否進步。不只是經濟成長的幅度，還有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只是生活水準，還有生活品質。」

一年之後，三位經濟與學術界的大人物組成全國性組織「幸福行動」（Action for Happiness），致力於打造更幸福、更友愛的社會，三人分別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經濟學教授及經濟績效中心（Centr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創辦人兼執行長理查．萊亞德（Richard Layard）勳爵、白金漢大學（Buckingham University）副校長安東尼．塞爾頓爵士以及慈善組織NESTA執行長及智庫Demos共同創辦人基歐夫．慕根（Geoff Mulgan）。接著在2012年4月2日，首份《世界幸福報告》問世，聯合國也在紐約總部首度針對幸福與健康議題召開會議。

這場名為「健康與幸福：定義新經濟典範」（Wellbeing and Happiness: Defining a New Economic Paradigm）的會議是根據聯合國大會決議舉行，由不丹首相提案並於2011年7月達成共識，鼓勵各國促進人民幸福。由此可證，就如《2016世界幸福報告修訂》（2016 World Happiness Report Update）所言：「幸福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適切指標，也該是社會政策的最終目標，已成為全球共識。」

幸福對個人及社會同樣重要

大多數的政治利益團體開始意識到幸福的人民對於社會和經濟更有助益，幸福的人收入普遍較高：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與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的學者針對15,000名美國青少年與年輕成人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二十二歲到二十九歲的族群，年收入每增加將近兩萬美元，生活滿意度會增加一分。幸福的人也更願意參與志工活動和民主程序，占用的國家支出也較少，因為他們通常比較健康：研究顯示幸福的人血壓較低、免疫系統較強健、很少感受到疼痛，甚至還有較長的壽命。

在堪稱最著名的幸福與壽命研究中，天主教修女的預期壽命和正向情緒程度有關，而後者可以從她們在剛進入修道院時被要求撰寫的自傳式短文中得知⑨ 。研究人員查看修女的手稿，並找出呈現正向情感的文句，例如有趣、滿足、感謝以及愛等情緒。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在短文表達最少快樂情緒的修女，展現最多快樂情緒的修女多活了七到十年。

政治人物可能只會對國內人民的幸福感興趣，畢竟生產力會因此提升，國民會因此更加積極，疾病也會因此減少。但他們的動機不是重點，重點是政治人物已經開始討論這項議題。而且多數人也一致認為，幸福對個人和社會都一樣重要。這時就必須再次談一談丹麥，以及我認為深植於丹麥文化的HYGGE。

HYGGE並不是任何一項調查或幸福研究中的變因，畢竟這是丹麥獨有的產物。儘管如此，我認為其重要性不亞於任何一種官方指標。

HYGGE與丹麥文化緊密相連，更是丹麥人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是丹麥人，注重自身幸福大概就像是生活習慣，「幸福」相對而言也是再熟悉不過的概念。最終，這也意味著，丹麥人比任何一國的民眾都更能適切地回答抽象而主觀的問題，像是：「整體而言，你有多幸福？」

HYGGE並沒有被歸類在任何一種幸福理論之下，我訪問過的丹麥人也不覺得有此必要。但我認為，兩者之間確實有許多相通之處。對於像我這樣一個追求HYGGE的遊客而言，HYGGE最重要的宗旨應該是：和親友共度有意義的時光，杜絕過度浮誇，以及人類學家韓森所說的「隨時準備好全心投入、體驗當下」，都與古今以來的幸福研究相互呼應，例如「和好友一起共度樸實的生活」，顯然和伊比鳩魯的建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文摘自《幸福丹麥流： HYGGE!每一天愉悅舒心的生活提案》

 
       HYGGE這個象徵丹麥幸福與溫暖生活的關鍵字，
如何改變我們看待世界與自我的方式？
我們如何才能擁有更踏實的滿足與快樂？
英國設計策展人夏洛特親訪丹麥，分享幸福的哲學，
邀你一起擁抱簡單、快樂、放鬆的丹麥式生活。

燭光是HYGGE，現煮咖啡的味道是HYGGE，清爽乾淨的床單是HYGGE，與朋友共進晚餐是HYGGE……這個獨特而美好的彷彿擬聲單字「HYGGE」，不只是丹麥文化的核心，更是丹麥人的生活方式。

HYGGE風潮席捲全球，成為火紅的關鍵字。丹麥幸福指數長居全球之冠，HYGGE會是一切的關鍵嗎？英國設計專欄作家及策展人夏洛特．亞伯拉罕親自走訪丹麥，發現HYGGE不僅蘊藏設計的祕密，更是丹麥幸福感的來源。從好奇到實踐，夏洛特透過HYGGE也改變了自己。離開充滿競爭的英國高壓生活，在丹麥的HYGGE裡體會到放鬆的幸福哲學。她在書中以幽默的口吻剖析自己的轉變，更從經典設計、生活風格、心靈享受三大面向，將HYGGE的魅力娓娓道來。

＊放鬆心情X擁抱當下X關愛自我，就是HYGGE！

丹麥人深信設計能改變生活品質，「世上沒有所謂的壞天氣，只有錯誤的穿著」，他們不因壞天氣而沮喪，反而孕育出重視舒適與溫暖的設計美學。例如因為濕冷，丹麥人更重視溫暖的毛毯與抱枕，以浪漫燭光增添生活情調，隨時為自己打造舒適空間。
 
在生活中製造驚喜也是必要的，丹麥人在米布丁裡藏杏仁，而找到杏仁的幸運兒可以獲得小豬杏仁糖，驚喜閃現一瞬間。娛樂性十足的HYGGE風格就是這麼輕鬆無壓，重視相聚的氣氛。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及高社交程度是讓丹麥成為世界上最快樂國度的原因之一。丹麥人經常面對面互動，凡事分攤共享、不講究正式、步調不匆促。品嘗甜食時拋掉罪惡感，享受吃下的每一口甜蜜滋味，不錯過眼前的美好。簡單說，寵愛自己，與親友家人共度美好時光，珍惜每刻當下，正是HYGGE精神的根本。
 
＊為生活製造小驚喜，擁抱丹麥的幸福快樂學！

分分秒秒溫馨美好的HYGGE提案：
－適當地品嘗美食甜點，抛開罪惡感
－與親友共享家傳料理，歡度相聚時光
－溫暖的燈光、溫馨的角落、舒適的傢俱、撫慰感的裝飾
－抽空進行散步、泡澡，培養珍愛自我的小小儀式
－早晨煮杯咖啡，什麼也別做，只要聆聽蒸氣聲，享受咖啡香
－在瓶裡插些鮮花，偶爾泡個精油澡，點燃香氛蠟燭……犒賞自己的感官
－參考丹麥經典設計，多位大師名作收錄書中，可按圖索驥

珍愛自我、尋求安全及舒適的感覺、享受令人愉悅的小事，就是丹麥幸福的祕密。不需要昂貴的北歐家具或花費，掌握簡約舒適的原則，找一天，放慢腳步，抛開手機和電腦，沖杯咖啡，度過放鬆的一天，以舒緩的節奏享受生活，為自己充電，就是HYGGE。透過細微的改變，我們可以在每一天輕鬆實現HYGGE，過得更幸福，更快樂。

 

作者：夏洛特．亞伯拉罕

出版社：大好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