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街舊事》

 

 

 

早上九點鐘,我準時騎上腳踏車,去臺北郵局領包裹。這是我每天清晨六點起床將店面裡外都打理好之後的第二件差事。從重慶南路一段到北門口的臺北郵局,只需十多分鐘,但回程時,後座堆疊超重的書,腳踏車像翹翹板,根本無法騎乘,只能一手穩住重心緩慢行進,一手護住綁在後座的郵包,以免掉落。

 

臺灣光復後,日本書店收攤,臺灣的書籍全部由上海供應,除了「商務印書館」以分店經營自家的出版品外,其他書店也都由進口取得貨源。但是上海淪陷後,輪船無法直航,海路阻斷了,大陸的書籍只得先輸往香港,再以郵包郵寄到臺北。這些包裹是當時臺灣人的精神糧食,有文藝書、知識書、專業書、字典、辭典等。

 

收貨後,我依照各地書店或單位來的分配再轉批發,這時都採用固定合作的「貨運」車送達。我的第二樁工作就是開三聯單、計算貨款、抄寫訂單資料,然後分裝包裹、捆綁、張貼收件條,當貨運車到達時,有送出的,也有退回的。我必須清點退貨、核對單據、計算貨款,謄寫細目存檔,以供下次訂貨時參考。

 

每件包裹大概裝一、二十本書,所以每天要領取的包裹有兩百多包,而一趟腳踏車最多只能載運十來包,等郵包全數拉回書店,往往已是午後兩、三點,這是我每天的基本活兒,如果有一輛三輪拉車,也許一、兩趟就能完成,但當年三輪拉車稀少、昂貴,實在也難講究效率,學徒就是以花時間、耗體力來自我磨練。

 

北門以南除了重慶南路是書街外,博愛路、武昌街大都是文具行、茶行、相機店,通常要到近午才有人潮,這一帶的店家都開張得晚。但是我的工作不只是書店門市,二進、三進裡間的辦公室、小倉庫,都是我要負責清理的範圍,二樓以上的地方則有清潔阿桑負責。

 

我的行軍床搭在一樓廚房門邊樓梯下的小角落,六點鐘把它靠牆面豎立,直到晚上十點下班,等一切就緒可睡覺已是午夜時分了。我往往迫不急待的把行軍床攤平,卻也不見得馬上能成眠,只是長久躺在沒有支撐的帆布上,疲倦似乎無法消弭,腰身也常感到痠疼,還好,勞動訓練心志,我不是個貪睡的人。

 

以前念淡水初中時,沒錢買公車票,每天清晨五點起身,從三重走路到雙連火車站,三年下來,雖然辛苦,但無論颱風下雨或颱風天,我都全勤,從不缺課。

 

上了往淡水的火車,最好能搶到位子,這一路經過十一個車站,停停走走,需要一小時十分鐘的車程,可以好好補眠了,但我寧可站在每節車廂末端的開放空間,欣賞外面百看不膩的景致。

 

列車出了雙連車站的月臺後往北走,途中的樓房、馬路逐漸退後、變小、消失,在跨過基隆河朝著西北向後,稻田、菜園、樹林紛紛從地平線跳出來。

 

火車彷彿一條龍,忽上忽下穿梭在曠野與天空之間,直到奔馳過關渡平原的西端,眼前出現了山形起伏貌似觀音菩薩仰天的側臉,祂就像一堵雄偉屏障,柔美的稜線讓人感到受到庇護的安心。

 

這是淡水八景之一,山上有十八座連峰,據說在荷蘭人統治臺灣的時代,叫它「淡水山」;漢人則因山邊的八里盆社原住民部落而稱「八里盆山」。八里盆有一座港口,在清朝時代,與中部鹿港、南部鹿耳門號稱臺灣三大對外交通的商港。當時貿易興盛,商旅途經關渡一帶,眼望觀音山,無不被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震撼,因而紛紛建議官方定名為「觀音山」。

  

這些故事都是我請教學校附近麵攤老闆得知的,歷史課本並沒有這些記載。觀音山所在的八里,位於淡水河左岸,但交通十分不便,要搭渡船才能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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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很多東西既遙遠又夢幻,比如我對自己的親生父母毫無印象,阿嬤說他們無暇照顧我,所以我從襁褓就由阿嬤一手撫養,直到五歲時,聽說雙親被徵召到南洋充軍,還不懂事的我卻直覺自己就是個棄兒。

 

外公做木炭生意,是苦力階層,每天扛著裝炭的竹簍送到固定客戶家,我常跟著去走街,看到阿公負重彎腰的背影,就期待自己快快長大好幫忙。

 

一九四五年初,美軍飛機轟炸當時屬於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炸彈沒日沒夜的從天而降,為了躲避空襲,政府強制大家疏散,我跟著阿嬤、小舅三人避居土城,外公則留在臺北城內冒險營生。本來荒蕪一片的土城,一下子湧進很多老弱婦孺。我們租屋住在一間擺放農具的土角厝,裡面約兩席的空間,沒有任何家具,牆角有磚塊與乾稻草堆疊起的榻,上面鋪了木板,可坐可睡。牆壁有個用磚塊砌的二格窗,沒有窗扇或玻璃,冷風時不時灌進屋裡。

 

「時局這樣,乖孫,大家都要將就了。」阿嬤說這跟牢房沒兩樣,流下淚來。其實,我很興奮,躺在榻上,手腳可以伸展成大字,在上面還可以翻身、打滾。夜晚,窗子透風又透光,從沒看過月光這麼白閃閃,也沒聽過蟲叫得這麼大聲,鄉下的種種奇妙經驗,是我幼年難忘的記憶。

 

阿嬤有時候會說起媽媽的故事,說她嫁給醫生本是好姻緣,無奈戰火摧毀了這一切,如今生死未卜。「乖孫,你長大要爭氣,如果你爸媽有歸來,你就有指望了。」不知為何,聽多了阿嬤這些話,我對陌生的父母親,反而印象更模糊了。

 

我們每天帶著閒置的鋤頭、扁擔、籮筐、鉛桶......到水溝旁的一塊畸零地做事,阿嬤教我和小舅撿出石塊、拔草、鬆土、圍籬,整理成一個小小菜園,並挑尿桶去施肥。就這樣有收穫了,除了少許的青菜,還有地瓜,那是我們的主食,地瓜切成「籤」,晒乾便於儲存。左鄰房東見我們可憐,偶而送一些米糠。

 

米糠是糙米碾出的麩皮,城裡人會用它來餵雞,但窮人卻視為營養食物,將它和水乾烙成餅,在無米炊煮的時候,非常珍貴可口。熟識的碾米廠有時候會贈送少許給民眾,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農家收成都要上繳日本政府,連充當灶燒燃料的粗糠(稻榖第一次碾出的外殼)也不能隨便分送。因此,阿嬤接受房東的米糠時,眼睛滿是淚水。那幾年土城的日子,就這樣挺過去了。

 

空襲結束,同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十月臺灣光復,我們回到延平北路的租屋,路上看到很多配戴武器的軍人,阿嬤說那是來接收臺灣的大陸軍隊。

 

此時,我念的小學校開始停課,聽說日本老師都被遣送回國,原本要升三年級的我,只好留在家中,幫忙舅媽照顧剛出生的表妹。小屋子多了個嬰兒,顯得更為擁擠,白天我用背巾將表妹綁在背上,在巷弄裡到處走,晚上我要抱著她哄睡覺。

 

這樣的日子過了整整兩年,學校恢復開學了,我被編到四年級,開始學習ㄅㄆㄇ。儘管一大早就出門上學去,但家裡的新生兒又多了,舅媽說我已經長大,不能白吃了米,下課後我得立刻回家,除了照顧表弟妹外,也是家裡的幫傭,凡是跑腿、清洗的活兒,都是我的分。

 

就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外公挑火炭外賣時,手指被竹籤刺入,當時缺乏藥物,也沒有錢就醫,小傷口遭細菌感染,竟沒多久就病逝。家裡經濟支柱倒了,雖然還有大舅、小舅他們,但小小年紀的我,自告奮勇要出去當童工,賺錢回來糊口。

 

「憨孫,你千萬不能做文盲,壞年冬,咬著牙也要念書,念書才有出頭天。」

阿嬤說不用擔心,媽媽都會寄來月俸補貼我的花費。可是,情況並非如此樂觀,雖然我都認分的分擔家事,但舅媽還是常給我臉色看,尤其對阿嬤大小聲,更讓我心疼無助。

 

小學畢業前,大舅買了三重埔一棟二層樓的房屋,大家興奮的準備著遷居,但我卻被大舅的話潑了一身冷水,他要我放棄臺北市的初中。其實,我有把握能考上臺北市的省立初中,省立學校的學費最少,可是,外公死後,一家之主就是大舅了,他說去考淡水初中吧,我只能乖乖聽話。

 

說起來,阿嬤或舅舅都只是我的旁系血親,但命運卻把我與他們綁在一起,寄人籬下有如孤兒的我,毫無置喙餘地,我默默無語,不禁悲從中來。三重埔是移民的大聚落,尤其是來臺北找活路的南部人,他們靠著當初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族親或鄉親的牽成,落腳此地。這些純樸沒有見過市面的年輕人,以為臺北是一個金礦,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但其實,三重埔要越過一水之隔的基隆河到臺北,那是何其遙遠的夢。

 

戰事已停,整個大地在喘息,但臺灣似乎沒這麼幸運,從日本人手上回歸祖國的歡欣,忽然淹沒在國軍大舉撤退而起的波瀾中。戰前戰後,民間的日子一樣艱辛,看不到希望。這時,我開始祈求神明,快快讓父母生還。只有他們歸來,我才有「指望」,阿嬤是這樣說的。

 

日軍戰敗後,雙親先後從南洋平安返回,在我記憶中,彷彿從未見過他們,他們歸來後,我們雖然相認,卻有如陌路人。父親恢復開業,租的房屋很小,前面當診所,後面做住所,卻沒有我可以待的空間,而且父親常在外面花天酒地,夜不歸營,影響次日醫診工作。診所無人看診,病患抗議,母親無奈,夫妻倆一碰面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當時我念淡水初中二年級,正是尋求自我認同的年記,家中醜聞讓我幾乎窒息,只得離家逃到阿嬤身邊,當時,阿嬤再度收留我,卻像在交代遺囑一樣鄭重,給我霹靂之語:「你要強壯起來,爭取自己的活口。」

 

我的命運並沒有改變,我依舊與阿嬤一起生活,聽大人說,臺灣兵被送去的戰場,是替日本國打自己人(中國人),很多人因而神經錯亂,罹患了憂鬱症、精神病。現在,日本戰敗,臺灣將回歸中國政府,這些人雖然回到故鄉,卻難以面對現實生活,他們心裡埋藏了一本無法釐清的「情感帳」。

 

父親的心裡似乎也被這種陰影籠罩,健康一日不如一日。母親一人撐著診所,無暇照顧我,阿嬤說:「乖孫,你是孤兒命,不必指望他們了。你八字硬,一切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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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沿著淡水河右岸行進,臨站之前,汽笛響起,這時,總會驚起群群而飛的白鷺鷥,牠們在茂密的紅樹林裡築巢,在退潮後的泥灘覓食,是點綴在藍天、青山與綠林中的動態畫面。每逢心情低落時,我會轉念,不讓自己陷入憂傷,若真是孤兒命,更不能失志。車外的景色不是虛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我慶幸每天可以享受這麼優美的環境,忘卻煩惱、辛酸,甚至怨恨。淡水三年的車行,使我認識到大自然安慰人的力量。

 

也許是從小居住在狹小的空間,使我非常嚮往戶外無垠的寬闊,淡水線沿路的田園、山水也教我對自由意象的憧憬。我考上淡水初中後,舅舅認為要多花車費通學,並不同意,但阿嬤堅持念書才是窮人翻身的轉機。這是上天給的功課,火車往返,加上步行,每天三個多小時的路程,鞋底很快磨壞了,阿嬤沒錢給我買新鞋,我只好赤腳。赤腳的初中生很沒面子,上了火車會遇到同學,尤其是同班的女生,更叫我難堪。

 

小學時代,大家都是赤腳上學,被叫「赤腳大仙」也不覺得可恥,但上了初中,同學不再來自不相上下家庭,很容易比出階級,沒鞋穿就是「窮人家」的代名詞。我開始感到自卑,但是又不忍向阿嬤開口,一雙球鞋已經穿到開了口,阿嬤幫我縫補了幾次,她說:「乖孫,你要好生走路,才能延長鞋子的壽命。」

 

從那天開始,我把鞋子放在書包,一直赤腳到學校門口才穿上;放學後也一樣,走出校門就脫下鞋子,後來瞞不過同學,也不管他們嘲笑,我很阿Q的大聲說:「庄稼人就是赤腳大仙。」

 

我捏造自己是田莊子弟,一方面維持自尊,一方面是腳愈來愈大,鞋子穿了很痛,不如赤腳舒服,這「白色謊言」終於讓我熬過了三年。

 

去「國華書店」面試時,我本來還很迷惘,但當老闆說:「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郵局把書領回來,再把書擺上書架。書是公司的財產,書也是你我的命脈。我只說這一次,記清楚了。」忽然,我從這句話中發現掌握自我的機會,之前的我寄人籬下,雖然有疼愛我的阿嬤,但我們要吃一口飯,都得看舅媽的臉色。如今,或許學徒生涯也不好過,但至少我已掙脫那無形的枷鎖,足以憑自己的力氣去換取溫飽。

 

「好小子,老闆另眼看待你了,你若不賣力,有你好看。」這是先生幽默式的恐嚇,我也沒忘記。十六歲的我甘願接受迎面而來的一切考驗,我的身世、我的來歷,再無隱瞞,這一刻,我再度轉念,我要把書視為我生命的貴人,臣服於它、聽令於它。

 

書,在我的生活裡原是奢侈品,除了學校的教科書,我幾乎沒有看過任何一本書,難道這就是窮人的宿命?阿嬤說過:「念書是窮人翻身的唯一機會。」如今,「書」竟然被我遇上了,我每天到郵局領出來自上海的大批書籍,再將這些書交給貨運車送到中南部。

 

當時的書因版本與厚度的差異,皆以三十公斤左右為一包,以方便計算與累疊運送。說到打包,是有學問的,當年打包書使用的牛皮紙,是利用美援麵粉輸入時拆下來的外包裝紙,以及肥料、水泥外袋裁切而成,這兩種牛皮紙的紙質非常堅韌,且因為是回收物,成本便宜,用來包書最適合。

 

而打包的繩索是很粗糙的草繩,綑綁時必須有大蠻力才能操作妥貼,不致在搬運途中鬆脫,使書本跌出包裹。當學徒初期,即使戴了手套打包,我的雙手還是經常血肉模糊、傷痕累累。

 

直到一九六○年代,為求速度,草繩才慢慢被淘汰,而改用麻繩;一九七○年代,打包已半自動機械化,使用牛皮紙與塑帶,方便許多,但傳統商家或規模不夠大的書店,仍然徒手操作,只是以封膠取代。

 

打包和搬運是書店裡最辛苦的工作,每一工序都仰賴人力,我的手指關節都變了形,很多學徒都通不過這一關。我感謝身體底子好,能在半飢餓狀態的成長期,忍受疼痛,很快練就一身功夫,而能超越前進,學習更多的能耐,比如徒手扯斷繩子,無論草繩、麻繩、棉繩、紙繩,我都能打出一個很方正的包裹,這項絕技到現在還沒有消失呢!

 

搬書更是學徒的基本功,書很沉重,若只用蠻力,很快就會氣喘吁吁,且容易傷了筋骨。我想像著鐵三角的均衡支點,以臂、腰、胯交互施力,雙腿輔佐,如此,身體變成很穩固可靠的山形「屏障」,雙手抬物便很靈活。這是拆裝門板悟出的心得。如此數十年所累積的負重量,使我幾乎成了舉重選手。

 

搬書時,我想像書是一塊一塊的大金磚,以書當枕、以書當座、以書當家......我真的用書打造了我的黃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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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書街舊事》

 

出版社:時報出版

作者:黃開禮,心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