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街舊事》
早上九點鐘，我準時騎上腳踏車，去臺北郵局領包裹。這是我每天清晨六點起床將店面裡外都打理好之後的第二件差事。從重慶南路一段到北門口的臺北郵局，只需十多分鐘，但回程時，後座堆疊超重的書，腳踏車像翹翹板，根本無法騎乘，只能一手穩住重心緩慢行進，一手護住綁在後座的郵包，以免掉落。
臺灣光復後，日本書店收攤，臺灣的書籍全部由上海供應，除了「商務印書館」以分店經營自家的出版品外，其他書店也都由進口取得貨源。但是上海淪陷後，輪船無法直航，海路阻斷了，大陸的書籍只得先輸往香港，再以郵包郵寄到臺北。這些包裹是當時臺灣人的精神糧食，有文藝書、知識書、專業書、字典、辭典等。
收貨後，我依照各地書店或單位來的分配再轉批發，這時都採用固定合作的「貨運」車送達。我的第二樁工作就是開三聯單、計算貨款、抄寫訂單資料，然後分裝包裹、捆綁、張貼收件條，當貨運車到達時，有送出的，也有退回的。我必須清點退貨、核對單據、計算貨款，謄寫細目存檔，以供下次訂貨時參考。
每件包裹大概裝一、二十本書，所以每天要領取的包裹有兩百多包，而一趟腳踏車最多只能載運十來包，等郵包全數拉回書店，往往已是午後兩、三點，這是我每天的基本活兒，如果有一輛三輪拉車，也許一、兩趟就能完成，但當年三輪拉車稀少、昂貴，實在也難講究效率，學徒就是以花時間、耗體力來自我磨練。
北門以南除了重慶南路是書街外，博愛路、武昌街大都是文具行、茶行、相機店，通常要到近午才有人潮，這一帶的店家都開張得晚。但是我的工作不只是書店門市，二進、三進裡間的辦公室、小倉庫，都是我要負責清理的範圍，二樓以上的地方則有清潔阿桑負責。
我的行軍床搭在一樓廚房門邊樓梯下的小角落，六點鐘把它靠牆面豎立，直到晚上十點下班，等一切就緒可睡覺已是午夜時分了。我往往迫不急待的把行軍床攤平，卻也不見得馬上能成眠，只是長久躺在沒有支撐的帆布上，疲倦似乎無法消弭，腰身也常感到痠疼，還好，勞動訓練心志，我不是個貪睡的人。
以前念淡水初中時，沒錢買公車票，每天清晨五點起身，從三重走路到雙連火車站，三年下來，雖然辛苦，但無論颱風下雨或颱風天，我都全勤，從不缺課。
上了往淡水的火車，最好能搶到位子，這一路經過十一個車站，停停走走，需要一小時十分鐘的車程，可以好好補眠了，但我寧可站在每節車廂末端的開放空間，欣賞外面百看不膩的景致。
列車出了雙連車站的月臺後往北走，途中的樓房、馬路逐漸退後、變小、消失，在跨過基隆河朝著西北向後，稻田、菜園、樹林紛紛從地平線跳出來。
火車彷彿一條龍，忽上忽下穿梭在曠野與天空之間，直到奔馳過關渡平原的西端，眼前出現了山形起伏貌似觀音菩薩仰天的側臉，祂就像一堵雄偉屏障，柔美的稜線讓人感到受到庇護的安心。
這是淡水八景之一，山上有十八座連峰，據說在荷蘭人統治臺灣的時代，叫它「淡水山」；漢人則因山邊的八里盆社原住民部落而稱「八里盆山」。八里盆有一座港口，在清朝時代，與中部鹿港、南部鹿耳門號稱臺灣三大對外交通的商港。當時貿易興盛，商旅途經關渡一帶，眼望觀音山，無不被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震撼，因而紛紛建議官方定名為「觀音山」。
這些故事都是我請教學校附近麵攤老闆得知的，歷史課本並沒有這些記載。觀音山所在的八里，位於淡水河左岸，但交通十分不便，要搭渡船才能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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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很多東西既遙遠又夢幻，比如我對自己的親生父母毫無印象，阿嬤說他們無暇照顧我，所以我從襁褓就由阿嬤一手撫養，直到五歲時，聽說雙親被徵召到南洋充軍，還不懂事的我卻直覺自己就是個棄兒。
外公做木炭生意，是苦力階層，每天扛著裝炭的竹簍送到固定客戶家，我常跟著去走街，看到阿公負重彎腰的背影，就期待自己快快長大好幫忙。
一九四五年初，美軍飛機轟炸當時屬於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炸彈沒日沒夜的從天而降，為了躲避空襲，政府強制大家疏散，我跟著阿嬤、小舅三人避居土城，外公則留在臺北城內冒險營生。本來荒蕪一片的土城，一下子湧進很多老弱婦孺。我們租屋住在一間擺放農具的土角厝，裡面約兩席的空間，沒有任何家具，牆角有磚塊與乾稻草堆疊起的榻，上面鋪了木板，可坐可睡。牆壁有個用磚塊砌的二格窗，沒有窗扇或玻璃，冷風時不時灌進屋裡。
「時局這樣，乖孫，大家都要將就了。」阿嬤說這跟牢房沒兩樣，流下淚來。其實，我很興奮，躺在榻上，手腳可以伸展成大字，在上面還可以翻身、打滾。夜晚，窗子透風又透光，從沒看過月光這麼白閃閃，也沒聽過蟲叫得這麼大聲，鄉下的種種奇妙經驗，是我幼年難忘的記憶。
阿嬤有時候會說起媽媽的故事，說她嫁給醫生本是好姻緣，無奈戰火摧毀了這一切，如今生死未卜。「乖孫，你長大要爭氣，如果你爸媽有歸來，你就有指望了。」不知為何，聽多了阿嬤這些話，我對陌生的父母親，反而印象更模糊了。
我們每天帶著閒置的鋤頭、扁擔、籮筐、鉛桶......到水溝旁的一塊畸零地做事，阿嬤教我和小舅撿出石塊、拔草、鬆土、圍籬，整理成一個小小菜園，並挑尿桶去施肥。就這樣有收穫了，除了少許的青菜，還有地瓜，那是我們的主食，地瓜切成「籤」，晒乾便於儲存。左鄰房東見我們可憐，偶而送一些米糠。
米糠是糙米碾出的麩皮，城裡人會用它來餵雞，但窮人卻視為營養食物，將它和水乾烙成餅，在無米炊煮的時候，非常珍貴可口。熟識的碾米廠有時候會贈送少許給民眾，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農家收成都要上繳日本政府，連充當灶燒燃料的粗糠(稻榖第一次碾出的外殼)也不能隨便分送。因此，阿嬤接受房東的米糠時，眼睛滿是淚水。那幾年土城的日子，就這樣挺過去了。
空襲結束，同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十月臺灣光復，我們回到延平北路的租屋，路上看到很多配戴武器的軍人，阿嬤說那是來接收臺灣的大陸軍隊。
此時，我念的小學校開始停課，聽說日本老師都被遣送回國，原本要升三年級的我，只好留在家中，幫忙舅媽照顧剛出生的表妹。小屋子多了個嬰兒，顯得更為擁擠，白天我用背巾將表妹綁在背上，在巷弄裡到處走，晚上我要抱著她哄睡覺。
這樣的日子過了整整兩年，學校恢復開學了，我被編到四年級，開始學習ㄅㄆㄇ。儘管一大早就出門上學去，但家裡的新生兒又多了，舅媽說我已經長大，不能白吃了米，下課後我得立刻回家，除了照顧表弟妹外，也是家裡的幫傭，凡是跑腿、清洗的活兒，都是我的分。
就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外公挑火炭外賣時，手指被竹籤刺入，當時缺乏藥物，也沒有錢就醫，小傷口遭細菌感染，竟沒多久就病逝。家裡經濟支柱倒了，雖然還有大舅、小舅他們，但小小年紀的我，自告奮勇要出去當童工，賺錢回來糊口。
「憨孫，你千萬不能做文盲，壞年冬，咬著牙也要念書，念書才有出頭天。」
阿嬤說不用擔心，媽媽都會寄來月俸補貼我的花費。可是，情況並非如此樂觀，雖然我都認分的分擔家事，但舅媽還是常給我臉色看，尤其對阿嬤大小聲，更讓我心疼無助。
小學畢業前，大舅買了三重埔一棟二層樓的房屋，大家興奮的準備著遷居，但我卻被大舅的話潑了一身冷水，他要我放棄臺北市的初中。其實，我有把握能考上臺北市的省立初中，省立學校的學費最少，可是，外公死後，一家之主就是大舅了，他說去考淡水初中吧，我只能乖乖聽話。
說起來，阿嬤或舅舅都只是我的旁系血親，但命運卻把我與他們綁在一起，寄人籬下有如孤兒的我，毫無置喙餘地，我默默無語，不禁悲從中來。三重埔是移民的大聚落，尤其是來臺北找活路的南部人，他們靠著當初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族親或鄉親的牽成，落腳此地。這些純樸沒有見過市面的年輕人，以為臺北是一個金礦，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但其實，三重埔要越過一水之隔的基隆河到臺北，那是何其遙遠的夢。
戰事已停，整個大地在喘息，但臺灣似乎沒這麼幸運，從日本人手上回歸祖國的歡欣，忽然淹沒在國軍大舉撤退而起的波瀾中。戰前戰後，民間的日子一樣艱辛，看不到希望。這時，我開始祈求神明，快快讓父母生還。只有他們歸來，我才有「指望」，阿嬤是這樣說的。
日軍戰敗後，雙親先後從南洋平安返回，在我記憶中，彷彿從未見過他們，他們歸來後，我們雖然相認，卻有如陌路人。父親恢復開業，租的房屋很小，前面當診所，後面做住所，卻沒有我可以待的空間，而且父親常在外面花天酒地，夜不歸營，影響次日醫診工作。診所無人看診，病患抗議，母親無奈，夫妻倆一碰面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當時我念淡水初中二年級，正是尋求自我認同的年記，家中醜聞讓我幾乎窒息，只得離家逃到阿嬤身邊，當時，阿嬤再度收留我，卻像在交代遺囑一樣鄭重，給我霹靂之語：「你要強壯起來，爭取自己的活口。」
我的命運並沒有改變，我依舊與阿嬤一起生活，聽大人說，臺灣兵被送去的戰場，是替日本國打自己人(中國人)，很多人因而神經錯亂，罹患了憂鬱症、精神病。現在，日本戰敗，臺灣將回歸中國政府，這些人雖然回到故鄉，卻難以面對現實生活，他們心裡埋藏了一本無法釐清的「情感帳」。
父親的心裡似乎也被這種陰影籠罩，健康一日不如一日。母親一人撐著診所，無暇照顧我，阿嬤說：「乖孫，你是孤兒命，不必指望他們了。你八字硬，一切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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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沿著淡水河右岸行進，臨站之前，汽笛響起，這時，總會驚起群群而飛的白鷺鷥，牠們在茂密的紅樹林裡築巢，在退潮後的泥灘覓食，是點綴在藍天、青山與綠林中的動態畫面。每逢心情低落時，我會轉念，不讓自己陷入憂傷，若真是孤兒命，更不能失志。車外的景色不是虛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我慶幸每天可以享受這麼優美的環境，忘卻煩惱、辛酸，甚至怨恨。淡水三年的車行，使我認識到大自然安慰人的力量。
也許是從小居住在狹小的空間，使我非常嚮往戶外無垠的寬闊，淡水線沿路的田園、山水也教我對自由意象的憧憬。我考上淡水初中後，舅舅認為要多花車費通學，並不同意，但阿嬤堅持念書才是窮人翻身的轉機。這是上天給的功課，火車往返，加上步行，每天三個多小時的路程，鞋底很快磨壞了，阿嬤沒錢給我買新鞋，我只好赤腳。赤腳的初中生很沒面子，上了火車會遇到同學，尤其是同班的女生，更叫我難堪。
小學時代，大家都是赤腳上學，被叫「赤腳大仙」也不覺得可恥，但上了初中，同學不再來自不相上下家庭，很容易比出階級，沒鞋穿就是「窮人家」的代名詞。我開始感到自卑，但是又不忍向阿嬤開口，一雙球鞋已經穿到開了口，阿嬤幫我縫補了幾次，她說：「乖孫，你要好生走路，才能延長鞋子的壽命。」
從那天開始，我把鞋子放在書包，一直赤腳到學校門口才穿上；放學後也一樣，走出校門就脫下鞋子，後來瞞不過同學，也不管他們嘲笑，我很阿Q的大聲說：「庄稼人就是赤腳大仙。」
我捏造自己是田莊子弟，一方面維持自尊，一方面是腳愈來愈大，鞋子穿了很痛，不如赤腳舒服，這「白色謊言」終於讓我熬過了三年。
去「國華書店」面試時，我本來還很迷惘，但當老闆說：「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郵局把書領回來，再把書擺上書架。書是公司的財產，書也是你我的命脈。我只說這一次，記清楚了。」忽然，我從這句話中發現掌握自我的機會，之前的我寄人籬下，雖然有疼愛我的阿嬤，但我們要吃一口飯，都得看舅媽的臉色。如今，或許學徒生涯也不好過，但至少我已掙脫那無形的枷鎖，足以憑自己的力氣去換取溫飽。
「好小子，老闆另眼看待你了，你若不賣力，有你好看。」這是先生幽默式的恐嚇，我也沒忘記。十六歲的我甘願接受迎面而來的一切考驗，我的身世、我的來歷，再無隱瞞，這一刻，我再度轉念，我要把書視為我生命的貴人，臣服於它、聽令於它。
書，在我的生活裡原是奢侈品，除了學校的教科書，我幾乎沒有看過任何一本書，難道這就是窮人的宿命？阿嬤說過：「念書是窮人翻身的唯一機會。」如今，「書」竟然被我遇上了，我每天到郵局領出來自上海的大批書籍，再將這些書交給貨運車送到中南部。
當時的書因版本與厚度的差異，皆以三十公斤左右為一包，以方便計算與累疊運送。說到打包，是有學問的，當年打包書使用的牛皮紙，是利用美援麵粉輸入時拆下來的外包裝紙，以及肥料、水泥外袋裁切而成，這兩種牛皮紙的紙質非常堅韌，且因為是回收物，成本便宜，用來包書最適合。
而打包的繩索是很粗糙的草繩，綑綁時必須有大蠻力才能操作妥貼，不致在搬運途中鬆脫，使書本跌出包裹。當學徒初期，即使戴了手套打包，我的雙手還是經常血肉模糊、傷痕累累。
直到一九六○年代，為求速度，草繩才慢慢被淘汰，而改用麻繩；一九七○年代，打包已半自動機械化，使用牛皮紙與塑帶，方便許多，但傳統商家或規模不夠大的書店，仍然徒手操作，只是以封膠取代。
打包和搬運是書店裡最辛苦的工作，每一工序都仰賴人力，我的手指關節都變了形，很多學徒都通不過這一關。我感謝身體底子好，能在半飢餓狀態的成長期，忍受疼痛，很快練就一身功夫，而能超越前進，學習更多的能耐，比如徒手扯斷繩子，無論草繩、麻繩、棉繩、紙繩，我都能打出一個很方正的包裹，這項絕技到現在還沒有消失呢！
搬書更是學徒的基本功，書很沉重，若只用蠻力，很快就會氣喘吁吁，且容易傷了筋骨。我想像著鐵三角的均衡支點，以臂、腰、胯交互施力，雙腿輔佐，如此，身體變成很穩固可靠的山形「屏障」，雙手抬物便很靈活。這是拆裝門板悟出的心得。如此數十年所累積的負重量，使我幾乎成了舉重選手。
搬書時，我想像書是一塊一塊的大金磚，以書當枕、以書當座、以書當家......我真的用書打造了我的黃金屋。
【延伸閱讀】
本文摘自《書街舊事》
出版社：時報出版
作者：黃開禮，心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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